在很多方面，東部沿海與內地省份之間、各省內中心地帶與邊緣貧困地區之間的區域發展失衡已達到1952年新中國完成戰后經濟恢復以來最嚴重程度，給中國業已取得的成就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景投下了濃重的陰影。除了由于經濟資源過度集中于東部沿海所潛藏的經濟安全問題之外(后文將進一步論及這個問題)，還給我國經濟和社會帶來了眾多顯著負面后果。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而不是短期利益來看，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都因區域發展嚴重失衡而受損甚多，國民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福利損失。

內地工業化不足省份自不待言，由于就業機會過度集中于東部沿海、特別是東南沿海，這些省區的億萬勞動者不得不背井離鄉涌入東部沿海地區尋找就業機會。在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中，我國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高達26139萬人，接近美國全國人口總數。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為3996萬人，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2143萬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萬人，增長81.03%，其中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增加10036萬人，增長82.89%。

正是在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中，廣東躍居全國第一人口大省，2010年末常住人口高達1.0430億，江蘇等經濟發達省份人口增長也較為明顯，某些省份則出現了人口小幅減少，一年一度的春運也由此成為我國交通部門的夢魘。上億流動勞動力一年到頭只有春節前后十五天左右時間能夠與家人團聚，整個社會由此付出的福利代價雖然無形，卻更為驚人，留守兒童教育問題、賣淫問題……等等均由此而生。

同時，大批中西部勞動力涌向東部就業而又不可能在當地扎根落戶，還造成了企業員工超高流動性，企業和員工之間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雇傭關系，經常是員工一過春節回老家之后人就不回來了。面對這種情況，企業不愿意在培訓、提高福利待遇等方面對員工多投入，結果最終是企業招工難、勞動者務工也難的雙輸局面。

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單純依靠在東部發達地區提高員工待遇，只有改善產業布局才是治本之道。通過產業轉移，我們不僅能夠延長眾多產業的生命周期，還能夠讓千百萬勞動者無需背井離鄉，而是在家鄉就能找到體面收入就業機會，每天享受家庭天倫之樂，這種無形的精神福利難以用數字計量，卻是真實存在的。

即使表面上因嚴重區域發展失衡而“受益”的發達地區，也為此付出了不可忽視的代價。熱點城市的房價問題之所以嚴重，區域發展嚴重失衡不能辭其咎，因為大量的外來勞動力、因為本地投資發展機會不足而盲目涌入特大城市房地產市場的剩余資本給東部沿海地區的房價推波助瀾。

由于集中了過多的經濟資源，某些因嚴重區域發展失衡而“受益”的發達地區正在突破環境承載容量，給當地的前途投下了日益濃重的陰影。最典型者莫過于北京。在這樣一個缺水地區，北京竟然已經發展成為近兩千萬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我們不能不考慮是否已經超越了環境容量?

正是為了滿足北京不斷膨脹的需求，在水資源方面被迫作出犧牲的地區已經從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邊省區擴大到了作為南水北調水源地的漢江流域。如此大規模、遠距離的跨流域調水，對漢江下游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未必沒有可能解決不了北方的環境問題，反而把本來環境還好的南方也毀了。我們看到，北京搬遷了一個首鋼，可計劃大力發展的芯片等產業耗水量似乎也不遜色。與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調水到缺水地區，何如將相關產業、資源部署到水源豐富的地區?

 就北京自身而言，過多的人口和產業正在急劇惡化這個城市的生活品質。由于人口過多，相應地機動車過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國大城市中最大的夢魘，以至于被賦予“首堵”之名;環境污染、房價居高不下也隨之而來。而且，在當前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讓更多國民更廣泛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果實的今天，一些不切實際的奢望可能扭曲本意良好的改善民生思路。如在“民生”旗號下要求對水電等基礎服務、房地產價格抑制價格，在“人權”和“遷徙自由”旗號下要求放開戶籍制度，其結果可能是導致更多的高耗水項目和人口涌入，對環境壓力進一步加快放大。資產市場泡沫不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的重大威脅嗎?我們可以指責是美日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所造成的全球流動性過剩、“錢松地緊”造成了北京房價領漲全國的局面，但是我們必須反思，無論執政者具有怎樣的改善民生的良好愿望，但北京這樣一個地方的環境容得下大幅度放松地根政策嗎?在保護低收入階層權益、改善民生的旗號下，我們可以要求政府在北京維持低廉的水價，但我們無法改變從外地調入的水資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這些水資源本來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經濟和環境成本得到。